黄成 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代表市政协城建资源环境委、九三学社广州市委会）
内容摘要：建设全球生物医药创新与产业发展高地，是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及省委重大决策部署的广州担当，更是广州与时俱进应变局、育先机、开新局的战略抉择。产业离不开资本的注入，近年来，广州生物医药产业面临十分严峻的窘境：一方面是已具一定规模的创新项目“嗷嗷待哺”，一方面是投资市场“冷眼相待”，越来越多药企发展明显受限，推动投融资市场与生物医药业深度融合迫在眉睫！因此建议，发挥“加减乘除”效应，即：在招引渠道上做“加法”，在机制门槛上做“减法”，在平台建设上做“乘法”，在决策之忧上做“除法”，推动产业与资本同频共振，助力广州成为全球生物医药创新与产业发展高地。
一、审时度势，认清“融资难”的“拦路虎”
资本是产业发展的“血液”。广州生物医药产业有基础、有优势，总体发展水平位居全国第一梯队，发展前景广阔。然而近年来却面临着“障碍性贫血”危机，2018年至2023年6月间，广州基金管理人数量仅为上海五分之一；基金总量仅为深圳三分之一；截至2024年10月末，在广州注册的私募股权、创业投资机构（PE/VC）仅有395家，远低于北京（2111家）、上海（1734家）、深圳（1609家）、杭州（717家）、宁波（427家）等城市。不仅基金总量差距大，投入生物医药总量差距更大，在2023年中国医药领域投资数Top20投资机构中，广州无一家上榜，而深圳4家、上海3家、苏州3家，在这20家投资机构领投的84家医药企业中，仅有5家广州企业，而上海17家，深圳15家，苏州11家；2016年至2023年，广州生物医药累计投融资金额447.18亿元，投融资规模不及北京（3199.02亿元）七分之一、上海（2730.83亿元）六分之一、杭州（2432.48亿元）五分之一、深圳（894.88亿元）和苏州（883.61亿元）二分之一，差距巨大。投融资市场的冷清，严重冲击着行业发展信心，一些很有前景的研发成果将融资目光转向外地外资。“活下去”成为越来越多广州创新药企的期望，“融资难”俨然成为产业发展的“拦路虎”。
二、寻踪觅迹，探究“融资难”的“藏虎洞”
找准问题成因，才能针对解决。目前，广州发展壮大生物医药产业资本存在以下难点堵点：
（一）从行业特点看，企业投资趋于保守
新药研发向来有“双十定律”说法，即一个新药平均需要10年才能开发完成，需要投入资金达到10亿美元，真实情况可能远比“双十定律”更残酷。以广州百奥泰生物为例，2023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07亿元（同比增长55.34%），2023年前三季度研发费用为6.10亿元（同比增加44.5%），尽管营收有所增长，但百奥泰生物在 2023年仍然处于亏损状态（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约3.95亿元）。营收无法覆盖新药研发费用，导致不少企业资本对创新药早期项目投资趋严趋保守。
（二）从融资渠道看，社会资本相对缺乏
生物药从技术研发、动物实验、临床、申报、生产到上市，需要十几年时间的消耗且成功率不高，市场化股权投资基金“不敢投”；银行系资金、保险资金、社保基金、信托资金等“耐心资本”对合作基金的规模和投资回报率要求较高，更倾向于投资收益稳健的中后期较成熟的企业，对生物医药领域的早期项目“不愿投”；市场供需信息不对称、缺乏专业生物医药投资机构、投资机构专业素养不够，中小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不会投”。
（三）从体制机制看，国有资本活力不足
广州在生物医药投融资方面，“大国资与小融资”不相匹配，我市近两年来组建了1500亿产业投资母基金、500亿元创新投资母基金和100亿天使母基金，加上之前设立的科创母基金等7只政府引导基金，政策性引导基金总规模并不小，但2023年投向生物医药领域不足50亿元；受制于资金属性、融资成本、国资考核和审计体系等方面的影响，国资基金畏手畏脚；我市政策性引导基金在配资比例和让利机制方面，明显落后于深圳、上海、北京、苏州和杭州等地，子基金落地率不高。
三、多管齐下，打出“融资难”的“伏虎拳”
努力构建“政府组织推动、国有资本带动、社会资本主动”的投融资环境，是我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关键。我们建议：
（一）在招引渠道上做“加法”——坚持对外引、对内育双向发力
一是加投入，增强产业引导基金投入力度。政府按上年引导基金对外出资总额的一定比例（建议25%），投向生物医药产业；可按照投资机构每年新增生物医药投资额规模的千分之一给予一定比例的激励，以“政策红利”加大生物医药投资引力。二是加人才，引培专业化生物医药投资团队。将创投机构的专业培训纳入我市人才培训计划，通过与产业龙头、头部创投机构开展业务交流等途径，提升我市创投人才的专业能力；健全优化政府引导基金持续投入机制，分阶段设立基金，明确投入标准，建立退出机制，吸引全国创投机构、国内外生物医药龙头企业参与。三是加服务，成立金融创新促进会。引导金融机构、产业协会共同成立“金融创新促进会”，对引进的生物医药项目做好企业落地后的跟踪服务，组织投融资活动，带领投资机构、银行等走访企业，提供资金和产业发展方面的建议或支持，形成“以金融兴产业、以产业聚金融”的融合互促格局。
（二）在机制门槛上做“减法”——着力破障碍、解束缚激活国资
一是减考核，建立长周期和整体管理机制。弱化政策性引导基金的短期收益考核，着眼于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长期培育和引导，在母基金层面建立长周期、整体性考核机制；在子基金层面根据参投子基金所处阶段（投资期、退出期和清算期），科学设置引导长期配置的考核指标。二是减压力，建立分阶段收益核缴机制。参考深圳、成都、南京等地市做法，放宽受托管理机构年度收益上缴期限，对尚未完成基金清算实现资金回流、而仅以账面浮盈方式取得账面回报的，针对其所对应的应缴国资收益部分予以分批次缓缴处理，待基金完成清算后统一核算上缴。三是减问责，建立容错机制。对种子期、天使期、初创期等不同阶段的引导基金，设置不同比例的容亏率，允许母基金承担一定比例（建议40%甚至50%）的投资损失，在投资损失允许率范围内的投资亏损，严格按照“三个区分”予以免责原则处理。
（三）在效应集聚上做“乘法”，推动产业链、融资链深度融合
一是乘智库，打造生物医药投资专家库。抓住“建设全球生物医药创新与产业发展高地”发展机遇，组建由广州医学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与生物医药企业的院士专家、高级研发人员、行业领军人才以及投资机构、行业商协会、产业研究机构等专业人才组成的专家库，提升生物医药领域投资专业性。二是乘通道，创新成果（产权）托管模式。发挥我市生物医药科研既有基础和成果优势，开辟成果（产权）托管平台“绿色通道”，通过“先赋权后转化+成果托管”的模式，构建生物医药科技成果作价投资持股服务体系，为医学类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和生物医药企业等解决成果所有权赋权和转化过程繁琐事务；探索将一定比例市级财政科研经费补贴调整为“先投后股”项目资金，解决成果转化极早期阶段资金缺位问题，同时引入市场化估值评价体系，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签约合作一批技术经理人，配套提供“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推动高成长性项目汇聚和转化。三是乘平台，汇聚项目集中推介。积极承办中国生物产业大会、中国医药工业信息年会、中国医药工业百强榜单发布会等大型活动；举办“在穗院企重点生物医药项目洽谈会”；在生物岛设立“生物医药产业展示厅”，开展创业创新项目路演投融资对接活动，进一步促进我市生物医药项目和金融资本高效对接。
（四）在决策之忧上做“除法”，打造高质量、重诚信投资环境
一是除缺项，构建优质投资项目储备库。市发改委牵头，经过专业评估，筛选储备一批在技术创新、推广应用、市场前景等方面，均具有极强潜力的生物医药科技项目，构建我市生物医药优质投资项目储备库，消除投资机构“投向不明”障碍。二是除空白，建立生物医药投资“白名单”。根据国家、省、市各级资助项目，结合各职能部门评选的市级创新药械产品目录和创新人才等，建立我市生物医药投资“白名单”，消除投资机构“把握不准”障碍。三是除低效，建立数字化投资管理系统。在市科技局“科技大脑”的基础上，建设我市生物医药投资管理系统，涵盖项目审议流程组织、已投项目运营监督、项目退出管理等全链条，以数据为基础提高决策效率，消除投资机构“信息不对称”障碍。
